万字平戎神机策，百年何作种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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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军事著作终未受到朝廷启用的原因

摘要：《美芹十论》是辛弃疾于1164年秋天写就的关于分析宋金形势，提出抗金主张的著名军事著作，写成之后呈送给了皇帝宋孝宗。而后的1170年，辛弃疾又写了《九议》呈送给了时任宰相虞允文。《十论》和《九议》在后人看来都是极其精辟的军事议论，是值得收藏和借鉴的军事“掌中宝”，但是从宋对金后来的一系列作战行动的部署上可以看出，辛弃疾的军事理论和计谋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和应用。研究发现，其中可能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主观和客观多种可行的解释路径。从中可以看出辛弃疾与当时君臣的特殊关系。辛弃疾与南宋君臣的诸多交往史实，也充分体现出了辛弃疾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性格特点。

关键词：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君臣关系；奏章。 

问题缘起及历史背景

1162年，宋孝宗接替了软弱无能的宋高宗，做了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和宋高宗对金兵十分恐惧的态度截然相反，对曾经灭亡了北宋的金国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一心想着恢复失地的宋孝宗很快就做起了北伐的准备。而就在此时，满怀报国热情的辛弃疾虽然官职低微，而感受到了朝廷北伐风气的强烈，于是向时任江淮宣抚使的张浚提出了一条分兵杀虏的计策，然而张浚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将辛弃疾的计谋作了简化和改造，舍去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再加上他轻敌的毛病和一些意外的变故，最终导致了这次北伐活动的失败。而后南宋朝廷处在一片求和声中。此时的青年辛弃疾更是热血沸腾，很快就从战败的悲伤情绪中恢复了过来，并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军事著作《美芹十论》，稍后将其以奏章的形式献给了宋孝宗，但是由于宋金正处在讲和的大背景下，朝廷并没有立即采用他的意见（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而后的1170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物，持论劲直，不为迎合”，这次辛弃疾有了直接和皇帝对话的机会。之后他写了又一部军事著作《九议》，并呈送给了宰相虞允文。辛弃疾在《九议》中说“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说明他对自己的论断十分有信心。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辛弃疾的军事著作未能在之后的对金作战（如开禧北伐）中被再次翻出借鉴应用呢？宋史对辛弃疾的记述中并没有直接的答案，只说（以讲和方定，议不行），但是这样的归因显得不够充分和深刻。而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如赵晓岚的《金戈铁马辛弃疾》中就从上书前后辛弃疾的官职变动和皇帝的一些举动推测了一些可能的原因。关锡耀的《辛弃疾与南宋君臣关系考论》中也从辛弃疾与南宋君臣关系入手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专门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对可能的原因进行一些逻辑分析以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下面我将从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朝的文书奏章体系

要想探究两篇著作未被重视和重新启用的原因，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宋朝的文书体系。也就是文书究竟是如何被呈送给皇帝，皇帝看完后又会采取何种手段处理这些奏章的。奏章是臣子向皇帝进言时所要使用的文书，是臣子向皇帝报告情况和提出意见建议的重要手段。在宋代，不同官府的文书按政务划分来看大致分为四类：三省六部、枢密院和司、监等上奏的文书一般称为“奏牍”，京官文武近臣上奏称为“奏疏”，地方政府上奏的文书称为“章奏”，各级衙门政务汇报称为“案牍”。由于辛弃疾上书《美芹十论》的时候官职低微（广德军通判），很可能是以“章奏”的形式上奏给皇帝和宰相的。根据奏章的不同内容，皇帝一般会采取以下几种办法来处理：如果对章奏内容比较认可，皇帝便在奏章上画“可”表示批准同意，之后还需要经过中书省的起草，给事中封驳等法定程序，才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如果皇帝对奏章中的问题难以处理，不甚同意，一般会采取“留中”的办法，也就是把奏章保存在禁中，不批示、不回应。或者将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研究。而奏章在被皇帝审查批阅后，一般会到专门的地方进行烧毁，从而难有再次启用的可能。而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可能就是通过正常的程序呈送给了皇帝，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当时没有收到足够的重视，之后就被当做普通的的奏章烧毁处理掉了，所以并没有机会保留下来供朝廷人士重新研究，也就谈不上再次启用了。又或者，因为时过境迁，《十论》，《九议》中对隆兴北伐的分析在40余年后的开禧北伐中被认为已经失去了时效价值，故未能够再受重视。

主要原因：意见不合，时机不成熟

既然奏章的保存在当时并不容易，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奏章刚刚呈上的时候没有引起较大的影响呢？研究发现，其中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无论是《美芹十论》还是《九议》中所持的观点，眼光都太过于长远和深刻，并没有刻意地去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同时这些奏章呈上的时机又不成熟，皇帝和宰相对敌我实力和时机大局的把握又并不和辛弃疾完全相同，以致于辛弃疾和当朝皇帝和宰相的意见多有不合，从而遭到排挤和忽视。

对于《美芹十论》，以下列举了三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美芹十论》的成书时间在学界有一定的争议，本文采用邓广铭先生《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的“进于乾道元年（1165）”一说，前文已提到过，这段时期南宋刚刚遭遇符离惨败，以张浚为代表的的许多主战派被排挤出朝廷。在这个时候，朝廷上下都在处于战败的悲伤屈辱的氛围中，而且正在处理与金讲和的具体事宜。就像史书上讲的那样“讲和方定，议不行”这时候辛弃疾呈上来一篇专门谈论宋金形势，大谈军事战略战术的文章，即使能够得到皇帝的同情，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南宋的军事部署产生影响。但即便如此，由于《美芹十论》讲的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更是一套富国强兵的方法，对国家发展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虽然时局是“讲和方定”，但是宋孝宗不可能不知道战与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正所谓“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富国强兵才是根本的办法。仅凭讲和大背景来解释《美芹十论》没有受到重视，显然有些牵强。第二，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谈到了“用兵山东”的军事进攻构想，而张浚北伐的失败恰恰是采用了“用兵山东”的策略。在隆兴北伐前，辛弃疾曾经上书给张浚，陈述他的军事战略，其中就有“用兵山东”的进攻构想。但可惜的是张浚虽然采用了这一构想，但并没有完全按照辛弃疾的计谋，而是对其做出了简化和修改，把关键的佯攻和牵制策略给忽略了，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战略整体的失败。即使两人的“用兵山东”的策略并不相同，也并不能阻止孝宗及朝廷对“用兵山东”计策本身的怀疑和批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美芹十论》呈送的时期确实不成熟。第三，《美芹十论》中不乏对孝宗和朝廷决策的批评，从而可能招致朝廷以及皇帝的不满。《美芹十论》中有很多对时局和形势的分析，既有古代战争的例子，也有对刚刚失败的隆兴北伐失败的反思和对南宋一些决策和行动的批评。如辛弃疾言“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隐约中透露出了辛弃疾对孝宗决策能力的怀疑和批评，辛弃疾又言“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他同样隐约地对孝宗因符离一败就罢免宰相张浚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而且对北伐时朝廷的一些具体举措也“指手画脚”，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与辛弃疾低微的官职（广德军通判）放在一起，显得这些对皇上的批评有失礼节。虽然《十论》全篇不乏歌功颂德之语，但确有一些地方言辞过于激烈，表达过于直接，不留颜面，这些都有可能引起孝宗的不满，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人非圣贤，皇帝亦有喜怒哀乐之情，刚吃了败仗又面临很多复杂繁琐的朝政事务的宋孝宗，此时又偏偏遭到辛弃疾的批评，心情必然正处于最低点，又怎么容易接受辛弃疾的一番“高谈阔论”呢？

对于《九议》，有下列分析讨论：

乾道四年（1168），已经过了几年安稳日子的宋孝宗，又重新燃起了北伐的希望。再加上一些出使金国的使者（如赵雄）给宋孝宗提供的虚假、谄媚式的情报，让孝宗没有正确认识到南北敌我的强弱形势。事实上，这一段时间，金国正处于一段太平时期，金世宗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政局稳定，财政充足，完颜雍因此享有“小尧舜”之称。但是赵雄为了取悦孝宗，故意说金世宗没有才干，无法与孝宗相提并论，这也体现了宋孝宗对时局把握的失误。是年（1168），宋孝宗召见了朝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讨论要不要在当年就和金国开战，几位重要的大臣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可以开战，有的则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彼此间吵得不可开交。这时一心想要开战的宋孝宗干脆直接将决定权交给了宰相蒋芾，他认为蒋芾平日里十分热心恢复中原的大事，一定会支持开战。没想到蒋芾犹豫了半天，也说开战时机还不够成熟。这句话一说出来，气急败环的孝宗马上就免去了蒋芾的宰相职务。从客观上来看，张浚北伐才过了5年多，南宋显然还没有做好新一轮的军事斗争准备，而同时期的金国在金世宗的治理下正过着太平日子，这时候攻打金国对南宋是极不利的。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宋孝宗当时确实是北伐心切，并没有很好地审察当时的宋金形势，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年之后，宋孝宗又召见辛弃疾，与辛弃疾谈论有关北伐的事宜。这说明孝宗对辛弃疾已经有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从《九议》中辛弃疾所列举的几项措施建议上看，辛弃疾此时主要讨论的是备战的方法，是进行全方面充分的准备和细致的谋划，从而一举消灭金国的长远之计。而此时的宋孝宗锐意恢复，不甚关心形势的利好与否，故不太可能听进去辛弃疾的这番“长远计议”。而此时的宰相虞允文，正是当年在采石矶大败完颜亮的著名将领，他在驳斥刘珙所言不可轻举妄动的言论时也说“机会之来，间不容发，奈何拘此旷日弥久之计？”说明此时的宰相虞允文和孝宗的态度是大致相同的，也是主张立即出兵的。孝宗和宰相急于出兵的心思，恰恰有辛弃疾在《九议》开篇中所说的“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论战者欲明白而亟斗。”的意味。辛弃疾虽然对虞允文崇拜有加，视其为主战派的领袖，但是并没有觉察到虞允文真实的想法。此时将《九议》呈送给虞允文，显然不符合虞允文的主张，故亦不太可能会被重视采纳。

其他若干原因

关于《美芹十论》没有受到重视原因的推测，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角度。

首先，如果考虑到辛弃疾本人的身份和职位，或许还可以作以下推测，比如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导致孝宗对其的怀疑和防备，从而表现为对其观点的不重视。又或是辛弃疾当时官职低微，仅仅是一个地方小员，又尚年轻，从而使得孝宗对他的观点不以为是。

其次，上文都是基于孝宗认真读完《美芹十论》的假设来谈的，但是处于客观的考量，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孝宗或许根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精力仔细读完《美芹十论》。虽然孝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个人的处理政事的能力也比较强，在南宋历史上的评价也多为积极。但是孝宗当时刚刚从主和的父皇高宗那里接过来位置，又经历了他支持的北伐活动的惨败，如何收拾目前的“烂摊子”，重启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与金国谈议和的事宜，正是让孝宗大费心思的事情。孝宗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处理各方面的事务，而《美芹十论》洋洋洒洒一万六千多字的篇幅，所涉及的面太广，理论太过高深，运用的历史典故又数不胜数。而且《美芹十论》谈的也不是当前非常紧急的事情，再加上辛弃疾本身官职尚小，因此孝宗极有可能只是草草翻看《美芹十论》之后便将其放在一边，根本没有细读。关于这个推测，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获得一些支持。一是，孝宗是个力主恢复的皇帝，对北伐，军事，谋略方面的著作不可能不感兴趣。像《美芹十论》这样难得的军事著作，如果孝宗仔细读了，很有可能被其精辟的论述吸引。这样一个鸿篇巨制，即使孝宗一时无法读完，也完全可以私自保存，等空闲时间再仔细研读。但是自从辛弃疾上奏《美芹十论》后，便没有了回信，既没有肯定的回复，也没有否定的回答，因此很大可能孝宗根本没有认真研读《美芹十论》。二是，辛弃疾当时仅仅是个地市级小官，向皇帝呈上论述军国大事的奏章，在宋代属于越级言事，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但是从辛弃疾后来官职的调动来看，辛弃疾并没有受到“越级言事”相关的惩罚，这也说明孝宗可能没有认真阅读《美芹十论》，只把它当做是普通的奏章草草处理罢了。

而对于《九议》未能受到重视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出于身份地位的考量。

辛弃疾呈送《九议》的时候，虞允文刚刚出任宰相，位高权重。再加上他曾经在采石矶大败完颜亮的军队，一度扶南宋于将亡，他早已身经百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虞允文毕竟已经59岁，经历丰富，又亲自带兵打仗多年，亲身经历了宋金之间的许多战争，又有出使金国的经历，很可能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理论和用兵策略，对自己的军事判断也是很有自信。而辛弃疾毕竟还是一个从金占区投奔南宋的“归正人”，又是一个地市级的小官，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地位上都和虞允文不在一个量级。虽然辛弃疾年少成名，有生擒张安国（学界存疑）的伟绩，但是和虞允文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再加上辛弃疾的长远计议和虞允文的立即出兵主张多有不合，虞允文很可能根本没有把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看在眼里，从而对他的计谋就不以为意了。

开禧北伐前后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十论》《九议》在写成之后没有收到重用的原因。宋金讲和是那个时期的大背景。然而隆兴北伐之后，宋金维持了将近40年的和平。到了开禧二年（1206），宋宁宗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又开启了新的一轮北伐。辛弃疾这时也由曾经的少年变成了白发老者，又是平定茶寇的有功之臣，建设飞虎军也很有成效。辛弃疾作为久负盛名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和平时期，他的军事著作没有受到重视，那既然这次两国交战，为何这些军事著作仍然没有被重新启用呢？

研究发现，这其中亦有复杂的原因。

一是：韩侂胄当时极力煽动皇帝北伐，并不是真的有十足的把握要收复失地，而是因为自己的权势受到了威胁，他迫于建功立业以收买人心。发动北伐不过是他的一种政治工具罢了。《宋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侂胄欲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等皆起废显用”。由此可见，韩侂胄虽然重新启用了辛弃疾等“老牌”主战派人士，但是并没有真正让辛弃疾掌握决策权和指挥权。它仅仅是想皆辛弃疾的名声来宣传自己的北伐决心。事实也证明，辛弃疾虽然被重新启用，但是很快就又被弹劾。

二是：韩侂胄此时急于建功立业收买人心，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辛弃疾在回答宁宗关于是否能开战的问题时，他说道“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可见此时辛弃疾的主张依然是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任用合适的人选。这和韩侂胄的急于开战的心理又相背离，再加上两人在一些具体作战方法上的分歧，于是韩侂胄渐渐疏远了辛弃疾。就在北伐前夕，辛弃疾就遭到了弹劾，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这次弹劾是韩侂胄所为，但是从辛弃疾的词瑞鹤仙中“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几句不难推测这次弹劾很有可能是由韩侂胄指使的。

总结

辛弃疾在晚年曾作《鹧鸪天》，其中有言“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感叹自己一生的军事谋划没有受到朝廷重视，这“万字平戎策”显然也包括《美芹十论》和《九议》。从以上的讨论和辛弃疾一生的遭遇来看，辛弃疾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他金戈铁马，收复山河的理想，而且朝廷两次北伐的失败，又恰恰印证了辛弃疾战前的担忧。

本文通过探究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军事著作终未受到朝廷启用的原因，重新梳理了辛弃疾与当时君臣的观点的差异。通过探究这一问题，我们也试图纠正一般人对南宋软弱无能的刻板印象，也提醒人们不要把辛弃疾的人生悲剧不加分辨地归因于朝廷的软弱。我们发现，宋孝宗早期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甚至北伐的积极性比辛弃疾还要高，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正确的考察敌我形势，从而破坏了听取谏言的渠道。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出生于“沦陷区”的辛弃疾，又有早年祖父的教导，对金国山川形势的分析确实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同样认识到：历史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看历史问题要全方面，多角度地看，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历史真相，就必须多方搜集资料证据，要客观理性分析问题，千万不能凭主管的印象片面地将历史问题归因。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如果朝廷当时采用了辛弃疾的计谋，是不是就有可能实现收复山河的大业？如果辛弃疾不是那么“持论劲直，不为迎合”是不是就有可能真的被朝廷重用。历史没有如果，那个“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辛弃疾也才是真正的辛弃疾。通过对辛弃疾《美芹十论》和《九议》未受重用的原因的分析，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那时的内外形势，更加全面地体察了辛弃疾的人格魅力。但由于史料毕竟有限，我们对这一问题不可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本文的若干推测，可能合理，也可能有逻辑上的错误，供大家批判。时间终究给历史蒙上了一层面纱，掩盖了一些人和事，但即便如此，千百年后，那个曾经热衷于收复故土的热血青年仿佛始终没有离去，他就在那里，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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